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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白玉兰奖颁奖礼的后台走廊里，水晶灯的光斜斜照射下来，映在宋佳那件露背礼服的褶皱上。她刚从领奖台上走下来，手里紧紧握着奖杯，冰凉的金属从掌心往上渗透，后颈还残留着舞台灯光带来的炙热感。她侧身解开高跟鞋的搭扣时，鞋跟撞击着大理石地面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连墙角的绿萝都被惊得抖了抖。
“丫头，小心点，别滑倒了。”
沙哑的男声从她身后传来，宋佳正一只脚踏进拖鞋里。那双拖鞋灰扑扑的，是棉布做的，鞋头上还歪歪扭扭地绣着一朵小雏菊——这是去年她在陕北拍戏时，村里一位大娘亲手做的。她转过头，看到老王站在安全出口处的绿光下，拎着一个布袋子。袋子边缘已经磨破，露出半截保温杯，杯盖没拧紧，里面弥漫着红糖姜茶的甜香。
这场景后来成了路人手机中的一张照片。宋佳的礼服裙摆轻扫过老王的黑T恤，后腰被他小心扶住，生怕她一不小心就摔倒。她仰头笑时，奖杯在胳膊上晃来晃去，杯底无意中蹭到老王的手背，他下意识地缩了缩手，仿佛担心碰坏了那只闪闪发光的奖杯。照片上传到网上，评论区一片喧嚣，“老头”“不配”“可惜了影后”是最常见的标签。
展开剩余72%有人把照片放大，细致地数着老王眼角的皱纹，批评他那身看起来像市场大爷的黑衣和牛皮拖鞋。可他们不知道，那个“市场大爷”，去年在陕北的山沟里，背着三十斤重的录音设备，跟着宋佳在麦田里跑了整整四十天。
拍摄那场雨戏时，山花开得正艳，宋佳跪在泥水里，雨水顺着额头淋到嘴里，台词含糊不清，导演喊停的那一瞬间，她剧烈咳嗽，几乎直不起腰。是老王从雨幕中钻出来，举着录音杆，怀里紧紧夹着一个裹了三层塑料袋的暖水袋，“捂捂脖子，别着凉了。”那天老王的黑T恤早已被雨水浸透，紧紧贴在背上，像一张皱巴巴的地图，但他递来的暖水袋却正好暖了她的心。
剧组的人都知道，老王很疼宋佳。拍高原戏时，她因为缺氧晕倒，老王背着她跑了半里地，找医疗队；她为了角色减到低血糖，老王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熬小米粥，装进保温杯里，等她拍完早戏，递过去时，粥面上总是漂着一个颤抖的荷包蛋。就连这次颁奖礼，老王的背包里除了拖鞋，还悄悄塞了针线包——因为宋佳礼服后背的拉链松了，是他蹲在化妆间门口，戴着老花镜，一针一线地缝好，手指被针扎出了血珠，滴在黑色的布料上，像一颗未化开的朱砂。
宋佳不是那种活在光鲜滤镜中的演员。记得刚拍《闯关东》时，她为了演好鲜儿在雪地逃命的戏，光脚在零下二十度的雪地里跑了整整三条街，导演喊“卡”的时候，她已经冻得嘴唇发紫，但她还是笑着把雪从靴子里扒出来说：“比穿高跟鞋舒服多了。”后来上访谈时，主持人问她怕不怕被观众说老，她撩起头发，露出额头上的细纹：“这是演了二十年的结果，总比打针弄僵了的脸强。”
她的感情一直很直白。几年前和乐队主唱恋爱，被狗仔拍到在街头摊位上啃烤串，她干脆拿起串子对着镜头笑；这次又传她和老王走得近，她既没有发声明，也没刻意躲藏，第二天依然照常去新剧组报到，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，里面是老王亲手煮的核桃露，桶沿还留着些许未擦干净的糖渍。
当网上争论最激烈的时候，有人开始翻老王的过去：在录音棚里干了三十年，始终默默无闻，最大的成就不过是给几部小众电影录过音。但他们不懂的是，宋佳在拍《山花烂漫》那场痛哭的戏时，哭得几乎喘不过气，正是老王在录音棚里说了句：“丫头，你演的不是教师，是咱们庄稼人心中的光。”这一句话，让她琢磨了三整夜，最终那场戏，一条过。
在新剧组的开机仪式上，宋佳穿着粗布褂子，蹲在田埂上看剧本，随便把头发挽成个髻，几缕碎发被风吹得贴在脸上。老王背着录音设备走过来，把一瓶冰镇绿豆汤放在她旁边，自己则蹲在不远处调试机器。阳光透过玉米叶的缝隙洒下来，两个人的影子紧紧挨着，像两棵在风中站了很久的树，根已深深缠在一起。
其实，“配不配”哪有那么重要。奖杯是给观众看的，而生活是自己过的。有人在意红毯上的西装革履，而宋佳大概更看重那个在她疲惫时递来热粥的人，那个在她获奖后首先关心她脚疼不疼的人。就像老王常说的，好的声音是靠麦克风慢慢收录的，而好的感情，也一样，急不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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